鄭淑如折扣情報新聞

餐飲加盟是當今創業市場中的熱門選擇之一，然而，開設一家餐飲加盟店需要一筆可觀的資金。

如何準備充足的資金，是每一個創業者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本篇文章將深入探討餐飲加盟創業中資金的重要性和如何有效管理資金。

開店資金的重要性

開店資金是餐飲加盟創業中最基本的元素之一。

在開店之前，創業者需要考慮到許多不同的因素，例如租金、裝修、設備、員工工資等等，這些開支都需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撐。缺乏足夠的資金將對開店後的運營產生巨大的影響，可能會導致經營上的困難和甚至倒閉。

因此，在開店之前，創業者需要進行全面的資金規劃和評估，以確保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開支和應對未來的經營挑戰。有效管理資金是成功開設餐飲加盟店的關鍵。

有效管理開店資金的建議：

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如何有效地管理開店資金。

1.建立預算計劃

開店前，你需要確定你需要多少資金來支付開店費用和日常營運成本。這包括租金、員工薪資、原料成本、水電費用等等。

你需要建立一份預算計劃，明確列出所有的開支項目以及預估的支出金額。這樣可以幫助你有效地掌控財務狀況，避免出現預算超支的情況。

2.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是開店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你不能有效地掌控成本，就很難保持盈利狀態

這包括從原料採購、裝修設計到日常運營等方方面面。比如在原料採購時，可以和供應商談判價格或者和其他加盟商進行團購，這樣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在裝修設計方面，可以儘可能地利用現有的資源或者選擇性價比較高的裝修材料。在日常運營方面，可以儘可能地降低浪費，提高營運效率等等。

3.資金調配

資金調配是開店過程中必須掌握的技能之一。你需要確保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日常開支，同時還要保持足夠的現金儲備以應對突發情況

在調配資金時，需要考慮到不同支出項目的優先級，確保資金用在最關鍵的地方。同時，你還需要時刻關注財務狀況，及時調整資金調配計劃。

4.行銷投入

在開店初期，行銷投入是非常必要的。你需要花費一定的資金來進行品牌宣傳和推廣，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來到你的店鋪消費。但是，你需要注意行銷投入的時機和比例，避免過度投入導致資金短缺。

以下是一份基本的加盟餐飲事業資金運用表格，列出了一些支出開銷的分配比重。這份表格只是作為參考，您可以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只是一個大致的分配比重，您在實際運用時需要根據您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

例如，如果您的加盟品牌所在地的租金較高，則店鋪租金及押金的比重可能需要調整。另外，您還需要注意開銷的合理性和節省成本的方法，以保證您的資金運用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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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熱門新知01

張中行：紅樓點滴　　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后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里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余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并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并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于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愿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于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于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注冊的，原來是只一個人選。后來退了，管注冊的人忘記注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步；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于常上課的是親近，對于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么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鉆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后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只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后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后，并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伙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講雜建筑，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里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么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么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里覺得安慰。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面。還有嚴正的一面，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里十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里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歷的。我到北京大學是三十年代初，其時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后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復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三十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并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復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于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于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于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體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面，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面。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于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于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滿腹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么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么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么，里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臺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后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么叢書里的什么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后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關于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已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麻煩。據說是對于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只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于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后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么。說是規定只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于是以失敗告終。　　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只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面目一新，這里是只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只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于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涂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復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于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干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后，他走上講臺，手里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臺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里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于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臺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可是有些事卻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于課程內容的數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鐸(損，原寫攻瀆)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據說他長于記誦，許多古籍能背；詩寫得很好，可惜沒見過。至于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于胡說。譬如有一次，有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么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他答：“陶淵明。”他上課，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八處士》，結尾云，衛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許就是因為常常講得太怪，所以到胡適兼任系主任，動手整頓的時候，林公鐸解聘了。他不服，寫了責問的公開信，其中用了楊修“雞肋”的典故，說“教授雞肋”。我當時覺得，這個典故用得并不妥，因為雞肋的一面是棄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無所謂的。　　最后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原名夏，據說因為庶出受歧視，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與魯迅先生是同門之友，來往很密，并勸魯迅先生改鈔古碑為寫點文章，就是《吶喊·自序》稱為“金心異”的(案此名本為林琴南所惠賜)。他通文字音韻及國學各門。最難得的是在老學究的隊伍里而下筆則詼諧諷刺，或說嬉笑怒罵，他是師范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定要考兩次。上一學期終了考，他來了，發下考卷考題以后，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后寫他自已的什么。考題四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卷走進教務室，并立刻空著手出來。后來知道，錢先生是向來不判考卷的，學餃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梧”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學校要依法制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薪金云云。錢先生作復，并附鈔票一包，云：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　　四　　點滴一、二、三說的都是紅樓之內。這回要說之外，即紅樓后面的一片空曠地，當時用作操場，后來稱為民主廣場的。場地很大，卻幾乎毫無設置，記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開球場之外，長年都是空空的。學校有籃球場和網球場，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紅樓后面的廣場，惟一的用處是上軍事訓練課。　　同“黨義”一樣，軍事訓練是必修課，由入學起，上一年還是兩年，記不清了，總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畢業。說來奇怪，這也是名實相反的好例證，凡是必修的，在學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國文、大一外語等，都是一年級時候學一年。對于普修課，學生的看法大致是，學學也好，不學也沒什么了不得，因為都是入門的，或說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選修課，是爬往“專”的路上的階梯，因而最為學生所看重，其實也最為教師和學校甚至社會所看重。　　同是必修課，不受重視的原因不盡同。例如黨義，除了學生視為淺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揚“書同文，車同軌”，與北京大學的容許甚至鼓勵亂說亂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說這位教黨義的先生，記得姓王，看似無能，卻十分聰明。他對付學生的辦法完全是黃老之術，所謂無為而治。上課，據說經常只有一個人，是同事關系(?)，不好不捧場。到考試，學生蜂擁而至，坐滿課堂，評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軍事訓練不受學生重視，原因之一是學生來此的本意是學文，不是學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學，外貌自由散漫已經成為風氣，而軍事訓練卻要求嚴格奮發。　　教軍事訓練課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卻不能用黃老之術，因為一個人上操場，不能列隊；又這是在紅樓之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擔任這門課的是白雄遠，在學校的職位是課業處軍事訓練組主任，也許軍階是校級吧，我們稱之為教官。他很有辦法，竟把上面說的這種矛盾解決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當魁梧，腰桿挺直，兩眼明朗有神，穿上軍服，腰系皮帶，足登皮靴，用文言濫調，真可說是精神奕奕了。他對付學生的辦法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社交術。他記性好，二三百受訓的學生，他幾乎都認識。對待學生，他是兩儀合為太極。一儀是在課外，遇見學生稱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點頭之外還繼以談話，就說學生學的是真學問，前途無量，他學的這一行簡直不足道。另一儀是在課內，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齊，報數，像是一絲不茍。這兩儀合為太極，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有一次，也許有少數學生表現得不夠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說：“諸位是研究學問的，軍訓當然沒意思。可是國家設這門課，讓我來教。我不能不教，諸位不能不上。我們心里都明白，用不著較真兒。譬如說，旁邊有人看著，我喊立正，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齊了，我喊報數，諸位大聲報，一，二，三，四，人家看著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嗎。如果沒有人看著，諸位只要能來，怎么樣都可以，反正能應酬過去就成了。”　　他這個兩儀合為太極的辦法很有成效，據我記得，我們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個人吧，上課總是都到。其中有后來成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為吊兒郎當的，身子站不穩，槍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來沒申斥過哪一個人。課程平平靜靜地進行，中間還打過一次靶，到北郊，實彈射擊。機關槍五發，步槍五發，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從哪里刮來一陣風，說必須整頓，加強。于是來個新教官，據說是上校級，南京派來的。上課，態度大變，是要嚴格要求，絕對服從。開門第一炮，果然對待士卒的樣子，指使，擺布，申斥。這是變太極為敲撲，結果自然是群情憤激。開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陣反擊，武器有鋼鐵和橡膠兩種。鋼鐵是正顏厲色地論辯，那位先生不學無術，虛張聲勢，這樣一戳就泄了氣。橡膠是無聲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著，你不能奈我何。據說，這位先生氣得沒辦法，曾找學校支援，學校對學生一貫是行所無事，當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兩三個月吧，這位先生黔驢技窮，辭職回南了。他失敗，從世故方面說是違背了“入其國，先問其俗”的古訓，從大道理方面說是違背了紅樓精神。　　白雄遠教官，人也許沒有什么可傳的；如果說還有可傳，那就是他能夠順從紅樓精神。因為有這個優點，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復原職，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我的記憶，同學對他一直很好，覺得他可親近。也許就是因此，有一次，學校舉行某范圍的智力測驗，其中一題是“擁重兵而非軍閥者是什么人”，有個同學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還獲得全校傳為美談的榮譽。　　五　　點滴四已經走了題，扯到紅樓的外面。俗話說，“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跑出來，索性再談些不都發生在紅樓之內的事。這想談的是有關入學的種種，北京大學有自己的一套辦法，現在看來也許很簡陋，但有特點，或者可以聊備掌故吧。　　先說第一次的入學，由投考報名起，是有松有緊。所謂緊是指報名資格，一定要是中等學校畢業，有證書作證明。所謂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細到系之下還要定專業。這松之后自然會隨來一種自由：可以選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學院，既可以選讀歷史，也可以選讀日語。自由與計畫是不容易協調的，于是各系的學生數就難免出現偏多偏少的現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畢業的一期，史學系多到三十六個人，其中有后來成為史學家的張政烺；生物學系少到三個人，其中有后來成為美籍華人的生物學家牛滿江。多，開班，少，也開班，這用的是姜太公的辦法，愿者上鉤。　　再說命題，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譬如說，考國文是明天早八點，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腦密商，決定請某某兩三位教授命題。接著立刻派汽車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到門，進去，見到某教授，說明來意，受請者必須拿起衣物，不與任何人交談，立刻上車。到紅樓以后，形式近于監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層的某一室，在室內商酌出題。樓外一周有校誓包圍，任何人不準接近樓窗。這樣，工作，飲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時以前，題要交卷。印講義的工廠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許走出地下層，接到題稿，排版，出題人校對無誤，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時略前，題紙由地下層取出，送到試場分發；出題人解禁，派汽車送回家。這個辦法像是很有優點，因為沒有聽說過有漏題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對錯有標準，自然用不著什么新奇花樣。只是有一種不好辦，就是國文卷的作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不說準確，連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趙憩之(蔭棠)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國文考卷有他，閱卷將開始，胡適提議，大家的評分標準要協調一下。辦法是隨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后把評分寫在紙條上，最后把所有紙條的評分平均一下，算作標準。試一份，評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為標準，分頭閱卷。其實，我想，就是這樣協調一下也還是難于公平準確，慣于寬的下不了許多，慣于嚴的上不了許多，考卷鹿死誰手，只好碰運氣。　　幾門考卷評分都完，以后就又鐵面無私了：幾個數相加，取其和。然后是由多到少排個隊，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從排頭往下數，數到二百八十，算錄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隊，錄取，寫榜，多在第二院(理學院)西路大學辦公處那個圓頂大屋里進行，因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寫。消息靈通、性急并愿意早報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聽，如果恰巧聽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訴那個及第的人。榜總是貼在第二院的大門外，因為哪一天貼不定，所以沒有萬頭攢動的情況。　　與現在分別通知的辦法相比，貼榜的老辦法有缺點，是投考的人必須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錄取。我就是沒有及時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頭的。考北京大學的人一般是住在沙灘一帶的公寓里，我剛為有個親戚在朝陽學院上學，由他代找住處，住在靠近東直門的海運倉，離沙灘有六七里路。考北京大學完畢，自然不知道能不能錄取，于是繼續溫課，準備再考師范大學。也巧，這一年夏天特別熱，晚上在燈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浹背。就這樣，有一天，公寓的伙計送來個明信片，說放在窗臺上幾天了(www.lz13.cn)，沒人拿，問問是不是我的。接過一看，是同學趙君看榜后寫的祝賀語，再看日期，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了。　　錄取以后，第一次入學，辦手續，交學費十元，不能通融。推想這是因為還在大門以外。手續辦完，走入大門，情況就不同了，從第二學期起，可以請求緩交。照規定，要上書校長，說明理由，請求批準。情況是照例批準，所以資格老些的學生，總是請求而不寫理由，于是所上之書就成為非常簡練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長”，第二行是“請求緩交學費”，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須寫清楚，是“某系某年級某某某”，因為管注冊的人只看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注冊入學。　　北京大學還有一種規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轉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學四年，不必經過入學考試。有個同學王君就是這樣學了八年。為什么要這樣呢？我沒有問他。也許由于舍不得紅樓的環境和空氣？說心里話，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個，不過自食其力的社會空氣力量很大，絕大多數人也就只好卷起鋪蓋，走上另一條路了。　　 張中行作品_張中行散文 張中行：晨光 張中行：汪大娘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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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八十述懷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歲；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歲，然而又一點也沒有八十歲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　　我向無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齡在內。我的父母都沒有活過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計劃是活到五十。這樣已經超過了父母，很不錯了。不知怎么一來，宛如一場春夢，我活到了五十歲。那里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流年不利，頗挨了一陣子餓。但是，我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正在德國，我經受了而今難以想像的饑餓的考驗，以致失去了飽的感覺。我們那一點災害，同德國比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從而順利地渡過了那一場災害，而且我當時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一點苦也沒有感覺到，于不知不覺中沖破了我原定的年齡計劃，渡過了五十歲大關。　　五十一過，又仿佛一場春夢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躕。其間跨越了一個十年浩劫。我當然是在劫難逃，被送進牛棚。我現在不知道應當感謝哪一路神靈：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個萬分偶然的機緣，我沒有走上絕路，活下來了。活下來了，我不但沒有感到特別高興，反而時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來了，也許還是有點好處的。我一生寫作翻譯的高潮，恰恰出現在這個期間。原因并不神秘：我獲得了余裕和時間。在浩劫期間，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來不打不罵了，我卻變成了“不可接觸者”。在很長時間內，我被分配挖大糞，看門房，守電話，發信件。沒有以前的會議，沒有以前的發言。沒有人敢來找我，很少人有勇氣同我談上幾句話。一兩年內，沒收到一封信。我服從任何人的調遣與指揮，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然而我的腦筋還在，我的思想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尸走肉，我必須干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這時候譯完的。“雪夜閉門寫禁文”，自謂此樂不減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場縹緲的春夢，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稱之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這個在壽命上胸無大志的人，偶爾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況：手拄拐杖，白須飄胸，步履維艱，老態龍鐘。自謂這種事情與自己無關，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這個年齡了。今天是新年元旦，從夜里零時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這老景卻真如古人詩中所說的“青靄入看無”，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看一看周圍的環境，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金色的朝陽從窗子里流了進來，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樓前的白楊，確實粗了一點，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時令正是冬天葉子落盡了；但是我相信，它們正蜷縮在土里，做著春天的夢。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殘葉，“留得殘荷聽雨聲”，現在雨沒有了，上面只有白皚皚的殘雪。我相信，荷花們也蜷縮在淤泥中，做著春天的夢。總之，我還是我，依然故我；周圍的一切也依然是過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著春天的夢呢？我想，是的。我現在也處在嚴寒中，我也夢著春天的到來。我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話：“既然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夢著樓前的白楊重新長出了濃密的綠葉；我夢著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綠的大葉子；我夢著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八十”這個數目字竟有這樣大的威力，一種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經八十歲了！”我吃驚地暗自思忖。它逼迫著我向前看一看，又回頭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團，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長。確實沒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罷。　　而回頭看呢，則在灰蒙蒙的一團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條路，路極長，是我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這條路的頂端是在清平縣的官莊。我看到了一片灰黃的土房，中間閃著葦塘里的水光，還有我大奶奶和母親的面影。這條路延伸出來，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這條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華，接著又看到德國小城哥廷根斑斕的秋色，上面飄動著我那母親似的女房東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從萬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紅樓，看到了燕園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氣而且大煞風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頭禁子那一副牛頭馬面似的獰惡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縮住了，一直縮到我的腳下。　　在這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上，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復，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路太長了，時間太長了，影子太多了，回憶太重了。我真正感覺到，我負擔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擺脫掉這一切，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回頭看既然這樣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經說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長，沒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現在正像魯迅的散文詩《過客》中的一個過客。他不知道是從什么地方走來的，終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討了點水喝。老翁看他已經疲憊不堪，勸他休息一下。他說：“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況且還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那邊，西邊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說：“前面，是墳。”小女孩說：“不，不，不的，那里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我理解這個過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個過客，但是卻從來沒有什么聲音催著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樣，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邊的墳那里，這是一切人的歸宿。我記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里，也講了這個(www.lz13.cn)意思。我并不怕墳，只是在走了這么長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來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個老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頗像那個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墳，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薔薇。　　我面前還有多少路呢？我說不出，也沒有仔細想過。馮友蘭先生說：“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是“相期以米”。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沒有大志的人，我覺得這已經算是大志了。　　 季羨林作品_季羨林散文集 季羨林語錄 季羨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季羨林：不完滿才是人生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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